去现场｜新的一年，“逃离”媒体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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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期｜主播：杨一

在《去现场》中，我曾经采访过很多已经离开媒体圈的前媒体人，不过这集节目，我请来了一位刚刚提交辞呈离开媒体的朋友。李皙寅是前财经记者，也是《去现场》的听众。他在2021年新年后，离开了媒体老东家，跳槽到一家初创企业工作。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他会面对怎样的新生活，过去媒体的工作经验又对他的新工作有什么帮助。站在他个人的新起点，我也想帮他做一次记录，记录下这一份“新鲜感”。

【嘉宾】李皙寅，前财经记者

01 在企业内部写报道

杨一：这一期的嘉宾非常特别，其实我跟你认识也没多长时间，刚刚认识一周不到。可是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媒体人，现在已经是前媒体人了。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李皙寅：大家好，我是李皙寅，这周刚刚去了一家汽车初创公司，它主业造汽车也做汽车出行的服务，这个产业本身也与我之前的工作相关。

杨一：你今天是去新工作单位的第几天？

李皙寅：第三天。

杨一：你能不能先简单地给我们大概讲讲，你离开媒体圈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李皙寅：这要交代一个背景，就是我过去五年的经验都是做汽车和交通的报道，所以说我相当于去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公司，还是一家有传统车企背景的一个新造车企业，一个初创公司。我在里面是作为一个内部的观察者和内部内容的报道者，深入到每一个业务线里面，把这里面的内容提炼出来，总结它的商业模式、它的玩法。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可以把我的观察最后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集结成册。

这个工作和我想象的差别最大两个点，第一是我从来没在企业里面干过，我父母也不在企业，所以说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第二是，以前做商业报道的时候，虽然也会下沉到一些公司，下沉到他们的各个业务单位和事业线，但这里面都有很明确的领路人，他们的PR会帮我把渠道搭建好，至少能让我找人去聊。

但我目前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领路人”，这个角色变成了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大领导。在这一刻的话，我要做很多以前我看不到的那些PR做的工作，如果我要找一个人，我首先要知道在哪找到他，另外要说服他愿意跟我聊。

杨一：你现在自己做这个事情，跟你原来在媒体里与企业的人打交道，这两个情况和你预想的一样吗，你觉得他们的工作状态跟你想象的是一回事吗？

李皙寅：我现在对之前所有的公关都充满了敬意，我觉得他们确实蛮不容易的。要让对方接受采访，让对方开口是一件本身不容易的事。另外因为我以前是个外部的记者，如果因为我的一些无心之失，或者说我真的如实写出来的报道对这个人造成了影响，我们彼此之间是割裂的，我只要对报道的真实性负责就好了。

但现在大家都在这个企业里面，我现在身份的中立站位比较微妙。另外被采访对象也没有那么强的诉求接受我去跟他聊，因为他不知道哪句话说对了或者说错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比较难，因为他没有很强的动力一定要宣传自己哪里做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在企业里面去做报道，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杨一：你在企业里和他们打交道，与你之前在媒体里做采访、和被访者打交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李皙寅：我觉得可能就在于这个比较微妙的关系。之前我采访的时候，我是可以选择采访对象的。如果我觉得这个人或者部门不是很好，我甚至可以换一家公司去写，但是进入企业之后，这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变得非常强，我真的需要点对点公关这个人。所以相比于在媒体相对自由的状态，现在逐渐受到了一定的束缚。

杨一：很多人离职完会有 Gap Year 或者休一段时间，但你离职完了之后就直接到了新单位。这两天你的所见所闻，你每天做的事情跟你之前预想的是一样的吗？

李皙寅：当媒体的时候还是相对自由和可控，不需要上下班，每天除了采访之外就是居家的自由，而我现在要通勤、挤地铁。另外就是和媒体相比，进了企业之后需要有更多的协调和配合。我在前两家单位的时候，写报道不需要特别深入，写作比较少。到了第三家进《财经》的时候，有一些大的产业类报道或者同题的报道需要自己组内的同事、跨组别的同事甚至是异地协作，那时候才逐渐感觉到记者不是一个单独的工作，尤其是对文字记者来说。

到了这边之后，我发现不但要同组内有协作，对上要汇报，同时要跨部门去协调，这个是我感觉到的最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暴露出了自己认知上的缺陷，我擅长的是快速地熟悉一个陌生人，拿到我需要的信息。但进了公司之后我需要长期地和一些人构建关系，得到彼此的信任，并且持续维护住这个关系，我觉得是挺难的。

和传统制造业的对比来说，我感觉它们名义上还是比较固化的。但我就感觉来这边之后，会议的时候他们只说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就瞬间结束，大家都很短平快，没有什么太多那种冗长的废话，也没有安排大家彼此的座次。

这里面我倒可以分享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我在上班前一天问了带我过去的朋友说，明天要上班了我应该穿什么？我应该穿西服整套打领带，还是说不打领带，或者说只穿衬衫西裤，还是说休闲？他说你什么都不要想，我们虽然造汽车，但我们还是互联网基因比较重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从我入职到现在还是没变，我觉得它还是一家比较轻松化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02 三段媒体经历：轻松-紧张-轻松

杨一：你刚才说到你其实有三份媒体工作的经验，现在的工作你个人感觉跟你哪一段媒体经验会更紧密、更关联，这两天的工作你感觉跟你哪一段的工作状态更像？

李皙寅：从工作强度和节奏来说的话，最像现在的还真是在《澎湃》的时候。那时候蛮紧张。那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压力很大，想着我今天欠多少稿分，我要把稿子写掉。但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件会突然出现。所以我当时最大的特点就是离开家开始到报社，路上在不停地刷手机。

杨一：你要自己挑选题吗？

李皙寅：要挑选题，还会有突发选题。因为《澎湃》不允许漏稿，至少那时我的领导对我的要求就是不要漏稿，经常在群里被他@，然后去跟稿件。所以那时候觉得工作的紧张性和每天的“充实程度”非常高，是个比较紧绷的状态。但在工作强度上，是跟我现在的工作很像，我觉得在我三份媒体工作《解放日报》《澎湃》《财经》，就是轻松-紧张-轻松的。

杨一：哈哈，党媒是比较轻松的。

李皙寅：另一个维度是，从领域来说，还是《财经》的那一段比较像现在。我真正有产业的视角或者商业逻辑的大量累积，是在《财经》任职期间逐渐渐被熏陶和培养出来的。以前的话感觉写作还是偏于把这件事情写清楚，或者是一个快讯类的报道，或者一个调查性的事件，我只要把事情挖到就可以了。但《财经》的特点就是“独立、独到、独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独到”，我作为一个作者，我在写稿件的时候是可以带有自己的见解和立场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工作经历，无论是写作本身还是观察事物方面，对我的影响蛮大的。

杨一：原来你在媒体里的时候，很多的采访其实是由你被访的那家企业的PR帮你来安排。然后现在你要从零开始挖新闻。你原来在《财经》做的更多是一些登载在杂志上或者网站上的那种长的行业报道吗？你原来主要产出的作品类型是什么样子？

李皙寅：我觉得非常神奇，我三份工作的产出的内容几乎都不太一样。到《财经》的时候，就如你所说有比较大段的报道，我去的时候其实也赶上了《财经》本身的改革，就是从杂志转向网站，后面再有APP，“两微一端”，节奏越来越快。但是主体上我感觉过去两年多里面，我写的东西还是大篇幅的，字数大概是四千到一万。

我记得我进《财经》的时候，领导有一句话特别吸引我，他说《财经》写的稿子希望不是画逗号，是为一件事情画一个句号。就是说《财经》写完的稿子别人不用再写了。虽然我进去之后这句话没办法完全兑现，但成就感还是在的。我写稿子的时候，我争取做到的是，我的读者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会对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外来的发展有个了解和判断。

杨一：所以你现在印象比较深的选题大概是哪种？

李皙寅：有一些报道倒是比较简单，比如厂家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比如说一家特别大的企业，它产量达到了多少，然后它要做一个大型的产业变革，那时候他会请我过去。

但通常来说单一的事情我没法给他发稿，所以我就先去跟他聊，然后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点，这个素材我拿到手之后，我在写中长期产业规划发展或者国内整个产业变化的时候，我把它作为一段加进去。或者是这段素材我先扣着，可能这家公司发生某个重大时间节点的时候，我再用这段素材。

03 遇到一位好PR是一件幸事

杨一：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因为他可能更多看到的记者都是些调查记者或者社会记者的一些状态，所以觉得就是记者都是要冲到一线自己去挖线索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产业报道的记者跟被访者打交道的方法是相对比较有章可循的一种方式。你可以大概讲一下你原来是怎么跟你的被访的这些企业打交道的。

李皙寅：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有意思，我的前编辑总是吐槽我们是飞来飞去，还住比较好的酒店；按照他们的节奏，我们彼此约对方的高管坐下来聊天。其实当大家都讲章法的时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且都彬彬有礼，感觉就是在推太极，没有那么强的矛盾冲突。除非这家公司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

从产业记者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跳出传统的概念，先要判断这件事情够不够重要，然后找到一般人找不到的利益节点，想办法找到这个点去证明它哪里有问题。实际上我爬过墙头；去过派出所不允许进去的厂房里偷拍，被派出所的人撵出来；放无人机这些事情我也经历过。

杨一：这些是你偶尔的状态，日常更多的还是要跟企业的PR打交道。

李皙寅：对，其实企业里的PR会有一个自己的表单，他们会列哪些是核心媒体，特别重视的媒体。另外他们也会分友善度媒体。

杨一：可控媒体、不可控媒体，有些企业是有这种说法的。

李皙寅：除了真的被PR放到那个位置和高管聊之外，涉及到工作的另一个场景就是，其实我平常的工作也会去跟PR多聊，有的就是聊你们公司最近在做什么，然后有一些碎片性的东西拼一拼，我每个点问一问，我觉得可以大概知道这公司要做什么或者要发生什么。

另外是确实有点交心，就告诉你，除非你做了什么罪大恶极，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不然我没有什么诉求和需求去所谓的“搞”你。我的想法就是很善意的，我想知道你发生了什么，那请你多为我开放一些有对我有价值的采访资源。

通过不断地沟通，互相认可之后，他就会为我多开放一些更多的采访需求、采访资源，多接触一些别的媒体老师不能接触的人。通过这个之后，我再跟高管采访、加微信，或者于公于私去问他一些事情就比较好办。

杨一：你刚才讲的是商业报道里比较常态化的操作，你需要跟一个企业的公关部门建立关系，然后当你有采访需求的时候，可以让他来帮你安排。所以具体你们每次在做采访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发生关联？

李皙寅：第一种就是到了某个重大节点的时候，比如说中国新能源汽车，因为在前几年新能源汽车还没有被商业逻辑走通之前，它主要是靠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多寡，不但涉及到企业能不能盈利，因为很多上市公司它大量的利润都是应收账款，每年的财政补贴还能不能给到，会影响到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选题，下一年财政补贴政策能不能出来，行业内有没有预判，或者说某一个新的财政补贴出来了，可能对某一家企业或某一个地方的企业就是灭顶之灾。

面对这样的选题，恐怕就很难问到PR了，因为他们不太愿意做政策解读，所以就只能去找之前采访过，对方还认可我的一些中层或高层了。我觉得汽车还是个蛮传统和固化的圈子，认知门槛也比较高，所以当去问他的时候，他也还是有诉求去说的。涉及到竞品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负担可以去提；涉及到自己的时候，也是产业内说话的窗口和机会。

杨一：你刚刚提到很多时候PR会帮你找到合适的人，你们沟通的过程中，他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他为你提供了什么，他怎么来帮助你来达到你的需求？

李皙寅：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和PR打交道特别像是在跳双人舞，我们要了解对方契合的点。因为我感觉不同的PR，水平也真的是参差不齐。有时候我的诉求PR会理解错或者理解得很平面，他觉得他很努力地帮我邀约了一个采访对象，可是他完全说不出任何我能用上的话。

但也遇过两个特别好的PR，一个是在沟通之后会给我一个很大的表单，上面有他们就一些重大事件的想法，也会给我们一些他预想的我可能会用上的背景资料，甚至很多数据都会给到我。这是他们比较高明的一点，他们有意识地制造议程设置。

另一个是一家很大的公司，我前后见过这家公司的三个PR，然后我这个稿子写出来的时候，第一个对接我的PR已经离职了。但我印象非常深，他给了我一个100多兆的文档合集，包含不同媒体写的内容，公司和母集团的关系以及业务扩展的一些PPT。这些东西给到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确实是懵的，因为东西很多。但这个东西确实能让我迅速地了解到如何去写这家企业。

后来我也跟他们的PR提过，那么多的媒体都没讲明白你们公司，你们企业的发展方向不错，商业逻辑也不错，我就想讲明白你们，但我有很多东西不知道。所以我就列了十七八种方向的问题给他，他就真的把这十七八个问题理了一遍，而且不是很白板地把一个个答案给我，而是帮我总结了一下这些问题背后的框架。

04 媒体工作的成就感还是不可替代的

杨一：除了刚才你提到的这几点之外，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工作三天后想到但我没有问到的事情？

李皙寅：其实我倒是觉得媒体确实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在机构媒体的时候，有点类似于狐假虎威的感觉，我是带着机构的“皮”去跟对方沟通的。在沟通的时候，首先见到的绝对是每个领域的高管或者是精英，然后我交换的是他的知识，彼此是平等的，这个是可以为自己的判断带来价值的。

另外工作时间和工作投入，能带过来的工资稿费，以及其他认知上的收益，我觉得媒体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份工作。之前看过一本书是《稀缺》，我之前在《财经》的时候，我没有很稀缺的精神状态，我没有管窥，没有一天到晚只盯着眼前的这点事造成我没有写出什么好东西或者工作与家庭失衡，我在这样的媒体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能做到彼此平衡，并且能写到比较好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媒体是份好工作。

杨一：那为什么要离开媒体呢？

李皙寅：原因有很多，最实在的是新公司的待遇还不错。其实这个待遇是多方面的，除了肉眼可及的收入增长之外，我觉得我赶上了一个必须要进来的时间点，因为我是做汽车记者的，我们的行业经历着一个百年变局，所有的产业链都在被迭代，以前的巨头未必是未来的巨头，它们要把很多包袱丢掉才能做起来。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美股里特斯拉它一家的估值就可以吊打全世界所有汽车集团的估值，像国内的小鹏、理想、蔚来的估值也特别高，大家对市场的认可这么高。在它们逐渐成长起来的时候，第一是大众没有看到它的逻辑；第二是我还年轻，我完全没有能进去给对方提供价值并且有自己一席之地的一个机会，而现在这家企业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我选择加入还有一个方面是产业链的窗口期在逐渐关闭，在关闭的背景下有一家还可以的，我认可它商业逻辑的企业，我可以把自己投身进去，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这几年写商业报道最深的一个感觉是，我一直都站在门外垫着脚往里看，这个看的过程不论是PR影响我的还是我自己站在外面，终究都隔着一层玻璃，有的时候是一块毛玻璃，有的时候是彩色玻璃，最多是一块透明玻璃但也会影响到我看到里面具体是什么。我想我不如进去看一看。所以我在选择企业的时候，就希望我能去一家初创企业，不把自己放在“螺丝钉”的位置上。尽可能用一个比较高的、宏观的视角看一家企业是怎么推进事情的。我之前看一家媒体写了篇杨国安的报道，就是说他作为一个人力资源的教授，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在腾讯像妙手回春的医生一样，看明白了它组织架构有什么问题。我其实我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角色，而这是只有我到企业里才可以的。

杨一：这是你现在的想法吗？还是其实这已经是个结论了。

李皙寅：它是个憧憬，因为我没想到自己在媒体一线的职业生涯会这么短地结束。因为在此之前我想的是至少要做到四十岁左右或更久，因为我觉得蛮新鲜的。

杨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挺少见的，有一个记者他觉得他可以做到四十岁。我感觉现在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或者比我更年轻的人进入媒体这个圈子，很多时候他未必会觉得自己可以做这么久，因为整个行业变化还是挺快的。你为什么当时觉得你可以做到这么久，它吸引你的是什么？

李皙寅：我觉得记者这个角色不光是个记录者，我是个小小的普通人，当我能有个记录平台输出自己观点，并且自己的观点要么被佐证或者能推动一些事情的变革的时候，哪怕只是一家公司的变化，这种成就感实在是太棒了。

杨一：你能举个例子吗？

李皙寅：比如说我2020年12月份写了一篇报道，就是辽宁有一家大型企业，涉嫌转移了自己的一些资产，然后想躲避债务。很多媒体同行都做了这样的操作。然后我觉得我和本组同事及金融组同事做的那一篇比较扎实，因为我们不但采访到了这家公司里的信源，也采访到了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还采到了他的债权人，我们是有独家的。这件事上面也有一些批示，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反弹。

但是就在上周我的几个采访对象回复我，他们之前转移资产的计划被叫停了，大家愿意再回到谈判桌来把这个事情体体面面地来解决。当大家体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客客气气聊天的，但当不体面的时候，那么多的钱，大家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能推动一个事情积极的变化是好的。

另外一个是产业上的变化，我2020年5月写过一篇报道，是我有史以来流量最高的一篇，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话题，我当初写的时候也被编辑说没有人会去看。

我写了一篇调查，就是说摩托车到底应不应该被解禁。因为可能大家想不到摩托车这个产业在很多地方是被封禁的，禁它的理由第一是交通事故多，不安全；第二就是说污染环境；第三是大家觉得大型城市都会禁摩托车。

但在那篇报道里，我就把所有这些事情还原了一遍。发现在安全性上，它的产品质量已经能保证它不会出特别大的安全事故，出现安全事故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考摩托车驾照不像考汽车驾照有一个完善的培训标准，另外也有一个比较实在的数据是公安部每年给出的，摩托车肇事和死亡的人数与汽车相比，两者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所以不太能直接说摩托车比汽车危险，逻辑上不通。

环保的话，摩托车现在也有自己的排放标准，其实它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它也不会造成堵车，但是它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很多普通中国人未必开得起用得起汽车，但是两轮的摩托车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解决生产生活的工具。

另外当时采访行业协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几万亿的市场。因为中国摩托车产业现在在和印度做竞争，印度可以走量，哪怕质量不好，也可以用量来不断迭代，但中国因为内部的限制，我们在同海外和印度的企业竞争的时候，之前的优势在逐渐缩窄。

这篇报道写出来之后，有很多摩友的评论，他们觉得很多禁止摩托车的“常识”其实是错的，另外很多企业也确实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内容。我虽然不能肯定说我这篇报道引起了什么，但是协会内部可以借助这篇报告，再跟地方政府游说的时候，就可以告诉它事情本身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今年陆陆续续有很多城市在逐渐放开摩托车的限制，我觉得至少在关键的节点上给行业做了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当时最深的感觉是，除了陆陆续续解禁之外，整个产业也应该了一个迭代的周期，那些上市公司那么利润会越来越高。我当时也跟我的朋友们说，你们完全可以去买一些摩托车的股票，它们估值极低。但我觉得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财经记者到底能不能靠自己的已知信息去买股票，至少我没买，我会可以告诉别人我的判断。

杨一：你刚刚还提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你说你要了解一家企业，你现在觉得你进入其中可能会得到更多。但是实际上在大家的认知中，记者是帮助外界去了解一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的一双眼睛，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

李皙寅：第一是这个信息有没有被筛选过，有没有被加工过？这个加工是中性词。有些时候是PR为了让记者更好地去理解，把它做的加工。但是任何加工都会失真，我进去之后可以在第一线提炼这些信息。

第二是我觉得是细节，只有在里面才能感觉到很多之前感觉不到的一些内容和因素。比如说我之前真的不知道企业做一个决策背后会牵扯到如此复杂，甚至是鸡零狗碎的一些细节。一个企业在特别大的战略发布背后，是有不同部门的协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去推动的。而这里面我很期待看待，一个完美的商业逻辑，是怎么不断地在不同部门之间磨合出来的，甚至它第一版、第二版是什么模样。哪些是企业的初心，哪些是这个企业在逐渐完善过程中自己发现的，哪些是基于行业变化发现的？我觉得就像是考试做题一样，我不可能只写出最后一个答案就得到满分，我要给他的解决步骤，所以我当时很期待我这份工作能让我从中看到解决步骤。

05 我特别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再次印在纸上

杨一：你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你能跟我描述一下三者之间的异同吗？一个是党媒，一个是综合性媒体，一个是专业媒体。

李皙寅：我觉得党报从业务的角度，它能报道的空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最开始我进去的时候会有一些操作稿件的机会，但我并不能完全判断出我写的这份内容，除了事实真实之外，还会不会有别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点，比如这个公司被采访者的行政级别或是他表达的内容，是否足够在党报上发一篇专访，甚至一张照片要怎么样去用。另外，我们党报写了一个判断之后，是不是就要为这家公司做背书？后来就以领导判断之后派给我的内容，我把它写清楚就好了。所以那时候的工作也比较简单。

进入《澎湃》之后，我最大的感觉是“快”。要涉及到不同的报道，要对每个事件有跟进，要让读者在App上看到这件事。《澎湃》很吸引我的一点是它的报道尺度确实还是蛮大的。我记得当时写的一些调查报道，无论是已发的还是未发的还是有一些能突破以前不能去写的一些事情。但比较遗憾的它不太适合我，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不太喜欢写快速东西的一个人，我是喜欢把最后的东西成型的一个人。

我就进了《财经》之后我觉得比较合适，我不需要对当下的一个热点有马上的反应。如果有一个选题我觉得有价值，我只要说服领导让他觉得有价值，我就可以把一个热点新闻拖到第二、第三落点之后。我有自信在第二、第三落点找到它的增量，然后把它写出来。这其实是最后一段媒体职业经历最吸引我的地方。

杨一：你在这几家机构媒体的时间基本上也都是所谓新媒体已经开始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趋势有给你带来什么明显的影响吗？

李皙寅：《澎湃》把自己的《东方早报》关停了，这是很直接的一个影响。我进去的时候《东方早报》还没关停，但是我一篇稿子都没上过报纸。后来我去《财经》的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再次印在纸上。

另外就是报道节奏确实越来越快，要第一时间做响应。只要这件事情热度够大，本来可以拖成一个杂志的周期，现在变成了隔几天先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快速的、带有产业观点的报道解读。

其实我觉得我代表了一类人，一类在从业了几年之后，到了一定周期可能会有一定焦虑的人。但我其实对于可能在同样纠结的人或者自己入职三天的一个建议是，如果真的要转行的话，找一个你确实觉得这个产业和行业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空间，然后又能给自己一片天空去闯一闯的环境再去跳槽。

不然的话其实在现在的环境下，媒体人的身份能带来的有很多，比如这是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收入未必体面，但说出去我觉得还是体面的；然后它能在认知上给你带来一个在任何公司都没办法带来的一个点，就是你能借着媒体的身份去跟那些大佬获取他们的认知。

另外自己可以安排一下工作、家庭甚至个人成长的路线，比如说带带孩子、装修房子或者说是读个书。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都陆陆续续做好，然后再找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跳出来比较好。

我之前想更长期地做记者，然后等到有一天我觉得自己储备的都足够了，这个职业完全没办法给我带来增量的时候再走。但我之所以现在走，一方面是有一些职业上的、工作上的一些客观因素，另外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产业的机会，这是一个我躬身入局的好时机，我就进去了。

参考链接

《对话腾讯总办局外人杨国安：首次复盘腾讯变革全过程》36氪

《华晨汽车负债千亿面临重整，如何再现生机？》财经杂志

《被“临时”限行了35年，中国摩托车想要拿回它的万亿级市场》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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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制作：CC｜片头设计：陆佳杰

节目运营：得闻｜制作总监：王若弛

文稿编辑、排版：李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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